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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自达

挖地球、揉汤圆 三全二代接班十年陈氏父子上演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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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地球、揉汤圆,三全二代接班十年,陈氏父子上演反转剧

  陈南和弟弟陈希掌控着近百亿市值的上市公司——三全食品(002216.SZ),10年前,从父亲陈泽民手中接过权杖时,兄弟俩都已经40出头了。

  哥哥陈南个头不高,皮肤黝黑,结实强壮,穿一件灰色的Polo衫,一双运动鞋,一点都不像他的父亲。陈泽民总是穿着皮鞋、西裤,里面穿那种特别高的袜子,浅色衬衣深深扎进皮带里。

  陈南讲话时语速很快,思路清晰。渠道、平台、画像、场景、赛道……时髦的商业词汇不断从言语间蹦出。这是年轻的标志。父亲思路依然清晰,只是会时不时变换话题,似乎有很多话要讲。儿子说,“老爷子思维比较跳跃,有点想起一出是一出。”

  父子俩的办公室相距不过10米,布置几乎一摸一样,书柜上都摆着很多照片。父亲那边摆的是自己被国家领导人接见的合影,陈南这边摆的是自己跟李嘉诚、马云的合影。他们中间差了将近30年,对这个世界和商业的看法自然不同。

  6月25日早上,郑州突然下了两分钟的小雨,让天气更加燠热。端午节刚过不久,中秋节尚还遥远。这让陈南有空闲去思考三全发展的一些大事,比如说如何实现控股权和治理权的分离。

  他和弟弟陈希从父亲陈泽民手里接班10年后,形势逼着他们开始动手了。前几天家乐福48亿元被苏宁收购80%股权的消息给了他最新的刺激。

  陈南说,玩法变了,大卖场的引导地位也发生了变化!年轻人变了,消费群体变了,环境也变了。三全也要尽快改变。

  父亲陈泽民是92派,那还是稀缺经济的时代,只要有好产品,只要胆大、灵活、肯吃苦,再加上运气,似乎就能做起来。陈南和陈希兄弟俩不一样,看似衔玉而生、腰缠万贯,实则如履薄冰、步步惊心,既不敢冒进,又不肯故步守成。

  父亲说,“我的愿望是让三全这个品牌成为百年老店。”这几乎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的集体愿望。

   fu qin shuo," wo de yuan wang shi rang san quan zhe ge pin pai cheng wei bai nian lao dian." zhe ji hu shi gai ge kai fang hou zhong guo di yi dai qi ye jia de ji ti yuan wang.

  陈泽民算是幸运的。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家族企业研究所所长陈凌在2017年曾判断,未来5至10年,中国的家族企业将迎来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家族传承。

  不过他调查后发现,在已考虑的家族企业中,多数希望能由家族继续保持对企业的控制权,约45.4%的企业主表示希望子女能直接管理本企业,还有19.33%的企业主打算让子女继承企业股权。但只有16%的企业主子女愿意接班。而如果将子女接班意愿和父辈交班意愿做契合度比较,超过3/4的家族企业在交接班问题上还没有达到统一。

  现在,政策、技术、产业、市场,几乎都在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而发生改变。二三十年前,父辈们打下的基业,很多已经成了传统产业,有的随时可能被互联网时代的新物种降维打击,有的甚至行将消失。父辈创业不易,子辈守业更难。

  陈南说,“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错,难免谁都会犯,但不能犯大错,战略不能错,方向不能错,一定要有自我纠错的勇气和信心。”

  在三全食品的新厂区,从陈南办公室的窗户望出去,能看到厂区的边界围墙,那里有一个深达地下4300米的钻井,被一片绿植覆盖。

  父子两代近几年最激烈的一次冲突就是从这口井开始的。

  冒险的父亲

  陈南已经记不清父亲具体是什么时候突然想要钻井的了。

  陈泽民现在提起来那段,都会抑制不住地激动,“那时,他们都觉得我老糊涂了。”

  陈南说,“也不是。他是比较跳跃式思维的人,经常有些事情,他想法和别人不一样。那个井,他要打好几千米深,那不是地热,那是干热岩了。那是科研,不是在做产业。前期摊子铺得太大,完全不考虑投资回报率。他像一个做科研的理想主义者,想做成一件事情,敢把所有的身家都顶上去。我主要是从风控的角度,侧重点不一样,所以也有一些冲突。”

  有点像是在看一个父子的反转剧。通常,接班的二代更会做出陈泽民的那种离经叛道的举动。现在反过来了,已经交权的、70多岁的父亲要拿几千万去打一口井,作为自己所谓的地热新能源发电的二次创业。大儿子陈南和二儿子陈希觉得“想起一出是一出的不靠谱”,竭力往回拉。

  按陈泽民的话说,他考虑得已经很周全了。他年轻时对半导体无线电专业的热爱让他对温差发电半导体发电潮汐发电十分痴迷。

  在交班后,这种痴迷像“地热”般抑制不住的涌了出来。陈泽民说,“我一辈子搞了两个球,一个小球,是汤圆;一个大球是地球。小球是三全食品,是冻的;大球是地美特(郑州地美特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地热。不了解的人说这是跨行。实际上它们有很多相同的地方,都是热交换。谁有我了解地热?谁跑过世界100多个地热发电站?”

  为了陈泽民的地热创业项目,父子三人似乎经历过一段历时不短的争论。最后父亲赢了。但不许用三全的一分钱。

  2016年3月,74岁的陈泽民成立了郑州地美特新能源公司。他要在郑州打一口世界最深的地热井,计划井深6000米,真干的时候却发现很多支持他的人又变卦了。“出现地质风险怎么办?”“打到最后失败了怎么办?”——各种担忧都来了。

  在当时,干热岩这件事,除了内部有分歧,外部也有一些政策的约束,因为没有法律条文显示能否做这件事,也没有先例,政府职能部门也不能轻易审批同意。

  陈泽民找了时任河南省省委书记郭庚茂,向他汇报了这个创新业务的想法和规划。郭书记表态特批他可以去试试,要求是:“科学实验、资金自筹、风险自担”。意思就是,先行先试,出了问题自已负责。

  2016年5月2日,第一号干热岩科探井在郑州开钻,原本计划是要打6000米深,打到4300米的时候停了。因为他听说,云南的地热条件更好。那个地方只要打600米就够了。

  陈泽民2016年底把队伍和钻机都拉到了云南。七个月后,即2017年7月5日,陈泽民的瑞丽地热发电站正式并网发电。云南项目成功后,陈泽民又回到河南,成立了河南万江集团,成为了河南万江集团的董事长,开始在河南省内做地热供暖的业务。

  陈泽民说,“你不干永远得不到第一手资料。不能迷信。成功了,以后就容易做到了。”

  陈南说,“做地热这件事,父亲也是在不断修正自己的。前期没有产业方向的时候,就开始在技术上大量的投入,那可是真金白银往里头砸钱啊!”“现在这一项目已经寻找到了技术和产业的平衡,也获得了认可”。陈南补充道。

  陈泽民很骄傲自己做成了。他后来经常跟两个儿子说,“你不去趟水不吃亏走这条弯路,你最后怎么会有机会?”

  家庭会议

  儿子是不想冒进。

  中国绝大部分二代接班人都被父辈的光环笼罩,背着动辄几十亿、上百亿甚至千亿的家族资产,面对着更激烈的竞争和暗潮汹涌的市场环境,管理着曾经辅佐父辈南征北战的功勋叔伯们。顺利接班已属不易,想要另辟蹊径,再造一个帝国谈何容易。但这些都被一个“富二代”的社会化总结,给扫除了。

  陈南不愿意表现出焦虑和压力,他和弟弟陈希已经接班10年,父亲把家业交给他们时,公司已经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基本完备,公司控制权牢牢掌握在家族手中,已经不需要担心“野蛮人”入侵。十年间,公司平稳运行,有创新试错,也算是波澜不惊。行业老大的地位没丢,每年增长速度没下滑,还收购了亨氏控股的龙凤食品,已经很不错了。

  陈南说,这可能跟三全食品选择的赛道有关。根据中国产业信息网数据,2017年全国速冻食品行业销售收入为869.97亿元——这并不是一个大的赛道。

  接班十年,兄弟俩交出了算是还不错的成绩:2008年,三全食品的营收为13.8亿元。2018年,三全食品的营收为55亿元。

  根据《2018胡润财富报告》,截止2018年1月,在全球范围内,家族企业的平均寿命为25年,家族企业中只有1/3能够传到二代,不到10%能够传承到三代。

  陈泽民说,“我们这代人,在接班传承上,其实很着急。现在我们都遇到很多问题,一个是孩子没能力接班,一个是不愿意吃苦,不愿意接班。他们觉得接班太辛苦了。我很幸运两个儿子愿意吃苦,也有这个能力。”早几年,陈南也犯过错。那几年,移动互联网、020的喧哗,仿佛一切传统即将被颠覆,这在2C的零售行业体现尤为明显,传统的渠道说变就变,大卖场、商超渠道纷纷被降维打击,这就是物种替代。

  了解三全的人说,“三全现在真正的问题是抓不住年轻人。消费品历来是得年轻人得天下。三全的产品已经有点跟年轻人靠不上。”但三全方面则认为他们已经引领了行业的创新,只不过速冻食品整个行业都不是很面向年轻人。

  陈南看到了两个趋势:第一,这个产业应该是冷鲜食品的比例大于冷冻食品的。冷藏食品未来的市场空间会更大。比如,牛奶的保鲜期就越来越短。第二,渠道应该从2C转向2C和2B两条腿并行。因为这几年餐饮行业的增速已经超过了零售。这背后都是中国消费升级的图景。

  陈南决定把三全的产品和渠道变一变,从冷冻食品向冷藏食品延伸一步,同时在冷藏食品这个新业务领域,通过新技术手段建立自己的2C销售渠道。2014年,三全正式推出了三全鲜食这个新业务板块,三全鲜食也很快推出了自己的售卖机。用陈南的话说,“从产品到渠道打通,一起推动。”鲜食一般都是半成品,比如一份饭自动加热15分钟即可食用。陈南想通过售卖机直接把鲜食送达那些年轻的消费者手中。

  这个打法也不是陈南一个人定的,三全公司的很多决策都需要在家庭会议上定出。

  家庭会议的核心角色有四个:父亲陈泽民、母亲贾岭达、长子陈南、次子陈希。从陈泽民创办三全食品,到正式交班之前的近20年,父亲是公司的董事长,母亲则是总经理。交班后,董事长变成了陈南,总经理变成了陈希。不过,父母合起来的股权依然超过兄弟俩一点点。

  2013年,在三全渠道“演化”的时刻,资本市场的变动也值得关注。自2013年10月,三全食品迈过百亿市值之后,股价一路走高,到2015年6月,三全市值一度超过180亿。当时一家券商甚至预言,“未来若干年后销售收入达到300亿-400亿元,净利率达到8%-10%,市盈率20-30倍,相信即使是保守的投资者也应该能够接受,那么届时合理总市值达到1000亿元将是大概率。”

  三全鲜食的最终结果并不十分如意。陈南干了一阵发现,这个路走不通,C端客源竞争太激烈了,投入也很大。随着2016年开始,各种外卖的涌入和巨额补贴,对三全鲜食自动售卖机冲击比较大。陈南很快放弃了自动售卖机业务,不过他将三全鲜食供应链的核心业务保留了下来,转型为711、全家、瑞幸咖啡等终端门店供应简餐。

  除此之外,陈南还主导开拓了餐饮业务板块。餐饮业务是2017年开始独立运营的,主要合作客户是以国际、国内一线餐饮品牌连锁商为主,比如百胜餐饮集团、海底捞、巴奴、呷哺呷哺、永和大王、真功夫、华住酒店集团、康帕斯、索迪斯等渠道。

  根据统计局数据,2018年餐饮渠道速冻面米的市场容量为340亿元,是零售渠道的1.7倍,市场空间大。就行业的集中度而言,2018年餐饮渠道速冻面米市场的CR3仅为11%,远小于零售渠道的74%,具有领先市场地位企业的市场整合空间仍然较大。据《2017年中国餐饮业供给侧发展报告》预测,2020年我国餐饮收入将超过5万亿。

  经过这几年的发展,餐饮业务销售收入增速很快。三全2018年年报显示,餐饮板块收入增长了44%,利润率翻了一番。

  传与承

  对于三全鲜食售卖机这个不太成功的创新业务,陈南总结说,对整个行业发展的这种判断和尝试上,是符合大方向的。但是在节奏和具体模式上,有考虑不周全之处。企业需要有自我纠错的能力,真正重要的是战略方向的选择。

  但在了解三全的人看来,“三全现在的根本问题是渗透率上不来。售卖机项目失败,是因为量上不来。从产品购买到最后能吃,一般需要十几二十分钟,所以量就跟不上”。三全方面则认为是因为售卖机都在办公室里,封闭场景加上流量不足,损耗过大,而且从供应商角色向渠道商角色转换成功的不多。

  对于三全的创新业务转型,这位了解三全的人提醒说,在消费品领域,几乎很难看到从C端转向B端的成功案例,消费品公司极少有这么做的,但跨类是有可能的。

  陈南主导的这次转型发生时,陈泽民正执着于他的地热理想。事后他说,“要包容,要允许试错。如果你没有这种胸怀,谨小慎微,企业永远做不大。”

  三全一系列举措指向了一个目标:寻新的增长点。

  但现在,二代要想在子承父业的基础上再做大,条件已经和30年完全不一样了。二代们从父辈手里接过来的通常是已经做了二三十年的传统产业,现在则是被市场需求、竞争对手、新物种打击、资本助力等各种眼花缭乱的场景包围。他们从父辈手里接过传统装备,甚至还没完全做好准备,就被推进了新的丛林。

  成功者有之——浙商教父鲁冠球之子鲁伟鼎。他早在1994年,时间23岁时便担任万向集团总裁,成为富二代中最早的接班人之一。横店集团创始人徐文荣之子徐永安,于2000年接班,他通过资本并购把横店打造成了产融集团。纺织服装行业的老牌公司红领集团在创始人女儿张蕴蓝接班后,通过定制业务,让红领成为了从大规模生产到柔性生产转型的行业标杆。

  失败者有之。如中国第一代民营钢铁企业代表海鑫钢铁的交接班。创始人李海仓之子李兆会原本就无心实业,接班后,海鑫钢铁成了他尝鲜资本运作的代价。

  很多二代接班之后,多少都表现出了对父辈基业的改造冲动。这是年轻对自我证明的不自觉冲动。其中既有两代人对商业理解的不同,也与市场环境的切换有关。

  为了做大三全,陈泽民自己也犯过类似的错误。他曾经通过家庭会议提出,三全食品进入餐饮领域,品牌名字叫“有知有味”。那时,陈南和陈希还没有完全接班。

  “有知有味”被家庭会议通过后不久,陈泽民便开始对外放大话:两年之内,三全要在全国搞1000个“有知有味”的店。

  最后发现,实际发展情况和他想象完全不一样。赚的钱连房租都不够。陈泽民后来总结说,“理想设计的时候是对的,实践得有点冒进了。”他想了一下,马上又说,“不是,也不叫冒进,现在看,是走得早了一点。另外一个,我不是埋怨,是他们没给我搞好。”

  三全能够从失错中不断挽回的原因之一是:三全较为稳定的财务状况和谨慎的财务战略——在民营企业大幅度扩张的年代,这家公司始终未进行激进大股东质押等行为。

  兄弟

  陈希比陈南小三岁。小时候,陈南跟着当医生的父亲去了四川,陈希跟着妈妈留在了河南。

  1979年,陈泽民从四川调回到郑州,后任河南第二人民医院当副院长。陈南在郑州商业大厦做经理。1992年,陈泽民想改善生活,增加收入,下海创办了三全食品。最开始的产品只有汤圆,因为陈泽民在四川学会了做汤圆。几年后,陈泽民叫陈南回三全,陈南觉得土,不愿意回去,直到又过了几年,发现父亲做得生意还不错,就回到三全,从销售开始做起。

  一天,陈希向父亲提出了上市的建议。陈泽民当时说,“我们又不缺钱,银行给我们贷款,我们生意这么好,产品又这么受欢迎,发展是良性的,上市干什么?”

  最先达成共识的是兄弟两个,他们开始在家里饭桌上向父亲灌输上市的概念。除此之外,还灌输互联网的知识。直到父亲想通了——上市好,对品牌好,对公司治理好,对风险规范好;1万多人的公司,不能再像一两百人那样管理了。

  2008年,三全正式上市。第二年7月,陈泽民就把公司交给了两个儿子。除了控股权之外,他几乎大小事情都不再参与。

  陈泽民说,“公司上市了,我觉得规范了,放心了,不用我操那么多心了。我岁数也不小了,他俩也不小了,都40多岁了,也该让他锻炼锻炼了。我不能像有的人,一直占住这个位置。”

  父子就这样完成了仪式上的权力交接。其实,在这之前好几年,陈泽民就已经在为把企业交给两个儿子做准备了。以至于交接完成后,兄弟俩都没有任何感觉,除了职务变了之外,跟以前没什么两样。

  陈希和陈南外表长得不太一样。据说,老二像妈妈,老大像爸爸。陈希回国进入三全后,干的第一件事是搞基建,那时三全正在扩张,陈希就负责建厂房。

  跟陈希相熟的人说,“他话挺多,思维新颖。但是他有点排斥理论,实际上,要转型,要做创新,多听听可能是有好处的。”

  兄弟俩从小玩到大,时不时也有争论。现在又一起接过家业,老大做董事长,老二做总经理。

  这样的家族故事,在中国上市公司中并不多见。在股权不够多元化,职业经理人缺位的情况下,这样的设置,其实更考验兄弟二人。

  两人分工明确,互不干预。作为董事长,陈南不参加总经理陈希的经营例会。陈南说,公司治理要有规矩,在一个经营团队都是职业经理人操盘的企业不能同时听见几个信号和声音。

  这两三年,是陈南认为的三全食品的时间窗口。他和弟弟陈希要用这两三年的时间,完成对三全的内部改造。首先是事业部制,然后是员工激励。在他们看来,这是让三全从内部焕发活力、推出创新业务、让企业年轻化的根本。

  陈南说,“我们可以是家族控股,但是不能家族管理。”

  这是父子三人的共识。陈南说,“控股权最终一定要和治理权相对有些分离。家族成员也会发生一些意见不一的情况,这个时候职业经理人团队其实就变成了一关键少数。”

  陈希有一段关于执行力的话,听起来与陈南现在做的事情很是呼应。

  他说,要解决一个问题非常容易,关键在执行力。这需要很好的顶层制度设计,让人有意愿去做良好的规划、良好的执行。

  陈希还说,中国市场是个很神奇的地方。可能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也可能干出非常好的事情。这与充分的不确定性有关,也让中国蕴含着更多的可能性。

  这也正是他们兄弟俩的可能性。

责任编辑:张国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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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08:2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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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重危机之下,人类的未来需要伦理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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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重危机之下,人类的未来需要伦理进化

Martin Hellman教授在今年的第69届诺贝尔奖得主大会上发表演讲。图源:www.wagingpe苹果正式发邀请函_蜘蛛亚博体育ios官方下载ace.org

演讲 | Martin Hellman

整理 | 李薇达

本文的主要内容来自图灵奖获得者、斯坦福大学的 Martin Hellman 教授在德国林道举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年会上的讲话。

他的演讲分享了8个确保做出正确道德决策的经验。这些经验由他的一些故事组成,在这些故事中,有的他在后期意识到了当初自己做的是不道德的,有的是他无法评判自己的行为的。

爱因斯坦曾说,“原子释放出来的能量已改变了除我们的思维方式以外的一切,因此,我们正在走向空前的灾难。”另外,如今环境危机——比如气候变化——以及最近在基因工程、人工智能和网络技术方面的突破,更加速了人类伦理进化的必要性。

Hellman 希望通过这个演讲,帮助人们避免爱因斯坦所说的那个大灾难,建立一个可以自豪传给后代的世界。

第一课:骗自己很容易

在1975年3月,美国国家标准局(NBS),(现已更难名为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发布了一份拟议的国家数据加密标准(DES)。在那个时候,加密几乎是为军事和外交领域提供专属保护,同时逐渐发展的计算机和通信的关系已经显而易见。

Hellman 教授当时与他的同事研究了这一标准,发现了一个明显的缺陷——虽然DES 声称拥有64位密钥,但其中8位是非活动的,因此它实际上只有56位密钥。这意味着它只有10亿把钥匙。

他们预计一台特殊用的大规模并行计算机可以在一天内搜索到这个看似庞大的加密空间,每个解决方案的成本大概在10,000美元。他们认为这是一个 bug,于是通知了 NBS 并期望它能纠正这个错误。但是在多次和 NBS 通信并重新确认他们的预测之后,他们被告知NBS并不认为那是一个 bug,反而是一个特色。

因此,教授认为如果想提高 DES 的安全性,就必须把它当作一个政治问题来对待,而不仅仅当作一个技术问题,并且必须得到媒体的报道和国会的关注。

1976年1月,就在他们开始这项工作的时候,来自国家安全局的两名高级职员拜访了他们,并警告:如果 Hellman 继续走他们目前的道路将 “对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危害” 。

在这两位的拜访后,Hellman 开始思考怎么做。一方面,他收到了国家安全局的警告,另一方面,如果他保持沉默,那么人们的隐私将有可能被暴露。而那是1976年——水门事件发生几年之后,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值非常低。

于是,Hellman 决定公开 DES 不充分的秘钥大小。在当时他认为自己做了正确且理性的决定。但五年之后,即1981年的夏天,他意识到那其实是自己愚弄了自己。

那时他参加了一个以前根本不会参加的为期一周的小组讨论,并且看了一部关于制造原子弹的名为《 The Day After Trinity 》(中译:《复核之后》)的纪录片。在纪录片里,一位采访者访问了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他们制造在广岛长崎造成大约20万人死亡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动机。科学家们的回答都是一样的——当时在德国已经发现了核裂变,因此必须在纳粹之前造出核弹。而后来成为费米实验室第一任主任的 Robert Wilson,充满活力地回忆了他加入时的情景:

“那是一个全国团结一致的时代,我认为这是正义的。……如果纳粹……能够赢得那场战争,那就可能导致……一千年的黑暗时代,我们所谓的一切文明都可能结束。”


在纪录片的后面,采访者问每个科学家另一个问题。当纳粹在1945年5月投降,科学家们所说的研制核弹的动机没了,但他们为什么还要继续?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他们的态度发生了显着的变化。他们变得安静,甚至是自卫。Wilson 对自己缺乏内省感到困惑,但他出奇地诚实:

“我现在想,在德国战败的时候,我应该停下来,好好考虑一下,仔细考虑一下,那时我应该离开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鉴于我在战争之前、期间和之后所信仰的一切,我不明白为什么我没有采取那种行动。另一方面,当时根本丝毫没那种想法……我们的生活是为了做一件事。就好像我们是被编程来做那样的事,我们就像机器人一样在做。“


当 Wilson 听说炸弹落在广岛时,他所做的一切带来的恐怖感袭击了他。他被恶心的感觉所压倒然后呕吐。

这部纪录片让 Hellman 认识到自己正和参与曼哈顿计划里的那些科学家一样以一种非常相似的方式在欺骗自己。

比如在德乌合之众_蜘蛛亚博体育ios官方下载国战败后科学家们没有终止研究的动机,除了能说得出口的、能够被社会的接受的动机外,还有那些说不出口的、对他人隐瞒的不会被社会接受的动机。比如:我,一个一直被其他男孩捉弄的书呆子,能不能也变成一个战争英雄?或者:我的大脑够不够强到能摧毁一个城市?而考虑到后果是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20万人被杀以及更多人承受折磨,他们那些说不出口的动机就显得如此卑鄙,以至于他们不会允许这种潜藏的动机被提到意识中。因此包括 Wilson 在内的科学家才会如此困惑。

回顾当时的决定,Hellman 发现,当时自己以为在做决定时把坐在肩上的魔鬼赶走了,但其实那只是把它淹没在他无意识的自我里面。而在那个阴暗的深处,它肆意捣乱以至于他没有意识到本质上他是为了出名而枉顾国家安全而不顾。

“我没有做合乎道德的事,而是做了我想做的事情,然后岳麓书院_蜘蛛亚博体育ios官方下载想方设法把它合理化。” Hellman 说道。

第二课:外部帮助的价值

Hellman 教授和他的同事及学生发明了一种新的密码算法——公钥密码术,这种技术到今天都还在保障美国人电子银行和网上个人信用卡消费的安全。不仅如此,它还确保了每天5万亿美元的外汇交易,所以即使是很小的版税也能让他们成为百万、千万甚至亿万富翁。

但不幸的是,他们的专利并没有使他们三个人变得富有。虽然有很多原因,但其中之一是便是和他三个前同事创立的RSA数据安全公司(RSA Data Security)的专利权扯皮。

RSA 认为 Hellman 的团队发明了公钥密码术。但是,当 Hellman 团队要求 RSA支付版税时,RSA 说 Hellman 的专利是无效的。并且在 Hellman 坚持的时候,直接让 Hellman 方起诉他们。

当 Hellman 希望这项专利的所有方——斯坦福大学来起诉 RSA 时,学校的专利顾问说,如果你们没有25万美元的预算(相当于今天一百多万美元),就不要起诉。于是斯坦福大学决定不在这项几乎无人获得许可的专利上冒险。

很多年以后,硅谷的一个网络新兴公司 Cylink 的 CEO 找到 Hellman,试图获得这项专利的斯坦福大学独家许可。首席执行官 Lew Morris 是一个好斗的人,从言语上也看得出来,他对 Hellman 说:“你帮我从斯坦福大学获得独家许可证,我向你保证,我们会让那些 RSA 的混蛋得到他们应得的报应。”

Hellman 那时候已经发誓不再欺骗自己。当他仔细考虑时,虽然他似乎很清楚地知道和 Cylink 一起工作有很好的商业意义,但他不能确定那有没有出于报复心理。因为 “无论什么时候,当你情绪化地投入到一件事中,你都不可能确定自己是客观的。” 于是在他妻子的建议下,他向与此事没有商业利益及情感关系的第三方斯坦福大学技术许可部主任 Nils Reimers 求助。他们开了会,Hellman 向他阐释了困境,Nils 表示与 Cylink 合作是一个很好的商业决策。这也让 Hellman 放了心,他没有再愚弄自己。

因此他的建议是,当你情绪化地参与某个问题时,获得外界帮助是做出更加合乎道德决定的关键因素。

第三课:朋友比敌人好

即使斯坦福与 Cylink 合作,他们仍然没有从他们的专利中赚到太多钱,而 RSA 几年后以2.5亿美元的价格被出售。Hellman 意识到,如果还生以前那几位创立 RSA 同事的气,那么将和他的目的——过一种更加道德也更加快乐的生活——相违背。所以他试着从他们的角度重新思考这场法律之战。以新的视角,他通过中间人的帮助三个前同事重新联系起来。于是,在短期内,他们就把仇恨变成了友谊。

而跟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矛盾也是这样化解的。在1978年,Hellman 经常和美国国家标准局与完成 DES 基本设计的 IBM 公司在媒体上争论。这两个机构当时都是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喉舌。那一年,他接到了国家安全局局长办公室的电话,被告知 Inman 上将将去加州,如果 Hellman 愿意的话,他愿意见面。于是 Hellman 欣然接受了直接与该机构交谈的机会。(Bobby Inman, 时任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

当他们在办公室会面的时候,Inman 上将对他说自己是在国家安全局所有其他高层的反对下见他的。Inman 说他理解高层们的担忧,但他没有看到谈话有什么坏处——这种以不同角度看问题的方式是 Inman 上将的特色。

他们的关系一开始是谨慎的,但随着他们开始了解彼此的关切,它发展成了友谊。

大约十年前,英曼上将签署了一份声明,支持 Hellman 为美国核战略提供一种更客观、更具风险性的方法。如果他们不同意这个声明,他们就不会这么做,但如果他们不信任 Hellman,他们也不会这么做。

大多数人都认为朋友比敌人好,但有多少人愿意为实现这一奇迹般的转变而付出必要的努力?正如这些例子所显示的,这是可能的,也是加快我们道德进化的重要一课:朋友确实比敌人好。

第四课:通过纠正轻微的道德失误来进行实践

上文提到,在看过纪录片后的1981年,Hellman 发誓不再欺骗自己。从那时起,他把他认为的所谓 “不道德的行为” 标准降低,每天都在一些小事上练习做道德决策。比如,结婚时发誓要好好对待的他的妻子,但有的时候就没有好好对她,那就是 “不道德的”,就得改正。 “我不断地练习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如果你想卧推数百磅重量,你不可能只在每次举重比赛来的时候才举。你必须不断地练习和增肌。同样,如果只在做出重大决策时才做道德决策,比如1976年关于 DES 秘钥大小的那个决策,1986年是否接受与 Cylink 合作的决策,那可能会失败。通过纠正小到 “轻微” 的道德错误,Hellman 不断地练习更合乎道德地生活。而所有那些练习的回报是他拥有了一个更有爱、更快乐的家庭。同时,当 Lew Morris 带着一份可能会让他赚钱,并且 “可以复仇” 的礼物接近他时,他能够清醒地看到有可能所做的决策会有自欺欺人的危险并寻求他人的帮助,确保做出的决定是道德的。

Hellman 认为我们应当庆幸在生活中会遇到各种问题,我们应当把它们看做是机会,而不是变得生气疯狂或做一些既不道德又无效的事,这样我们才能通过不断地练习来不断为自己增加道德的肌肉。

第五课:道德标准在不断进化,因此变得有道德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终点

按照当时的标准,托马斯杰弗逊总统是高度道德的,但在当今世界,作为奴隶主,他会被认为犯下了反人类罪。而由于英国当时的法律,艾伦图灵被迫因为他的性取向接受化学阉割最后自杀。

我们很容易判断过去的行为是否道德,但是却很难判断现在的行为在未来是否会被视为不道德。但是我们可以应用那些我们用于科学上的严格分析法,来对伪装成公理的一些基础假设进行质疑。

已故的 Harry Rathbun 教授曾将科学精神定义为:热忱地寻求真理,当普遍持有的信仰与观察到的数据相矛盾时,无视这些所谓的信仰。

他也主张将科学精神应用于核武器和战争等伦理问题。Hellman 教授提出了三个具体的提案,作为探寻科学精神的起点:

首先,社会目前对核武器的做法有多道德?我们是否已经尽了一切合理的努力将能让二战相形见绌的种族灭绝风险降到最低?社会是否仔细权衡了当前核战略与替代方案的风险?除了明显(不可行)的直接彻底裁军之外,社会是否在努力寻找替代战略?

第二,最近的哪些战争是合乎道德的?哪些适得其反?我们是否从那些适得其反的战争中学到了什么,以让我们不会重蹈覆辙,并造成额外的、不必要的人类伤害?

第三,社会目前对气候变化的反应有多么道德?我们的行动是否与成本、风险和不确定性相一致?

由于社会伦理规范在不断演变,因此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需要不断地实践,它没有终点。而对当前的失败保持开放的态度是这个实践过程的关键。

第六课:技术让加速道德进化变得十分必要

科学和工程学赋予了我们那种从前被认为只属于神的物理力量。例如,在犹太基督教传统中,只有上帝可以用雷电来摧毁城市。今天,我们可以用核武器做同样的事情。只有上帝才能制造出一种需要诺亚建造方舟的洪水,而人类引起的全球变暖也可能造成类似的破坏。只有上帝才能创造出新的生命形式,而基因工程则让我们可以经常这样做。

与科技赋予我们的神圣力量相比,人类的伦理进步充其量只是处于不负责任的青少年阶段。核武器、环境危机和基因工程便是技术力量发展与伦理发展之间巨大鸿沟的体现。人类就像一个拥有全新驾照的16岁的年轻人,而他不知怎么得到了一辆500马力的法拉利。所以我们要么加快我们的伦理进化,要么会杀掉我们自己。太阳爆发最强耀斑_蜘蛛亚博体育ios官方下载

Hellman 教授认为核战争是目前人类面对的最大直接风险,因为它是唯一可以摧毁文明的人为威胁。

在过去的十年中,他曾向数百人询问他们认为多少年以后核威慑会失败并摧毁我们所知的文明。因为数字很难量化,所以 Hellman 教授让受访者们用1-10的数量级来回答。几乎所有人都认为 “十年” 太短,“一千年” 太长。因此只剩下了 “一百年” 的数量级估计。这就相当于从现在开始每年会增加大约1%的风险。而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会增加10%的风险!

除了用数量级来估计外,Hellman 教授还用了另一种更加简单的方法向观众描述这一危机。假设一位穿着 TNT 背心的男子进入了你所在的房间,在你逃脱豪爵_蜘蛛亚博体育ios官方下载之前,他告诉你他不是自杀式炸弹袭击者。他没有引爆 TNT 的按钮。相反,这两个按钮在非常安全的地方——一个在华盛顿与特朗普总统在一起,另一个按钮则是在普京总统那里,所以再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但是你依然会全速逃离那个房间!

因为我们直接面对着那个穿 TNT 背心的人,我们都看不到这两个控制按钮我们就跑了。但人类却已经自信满满地坐了50多年,相信着因为地球的爆炸背心还没有爆炸,所以它永远不会爆炸。

重重危机之下,人类的未来需要伦理进化


穿TNT背心的人, 图源:演讲

第七课:人类有希望变得更加道德

在同意第六课观点的前提下,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样做有希望吗?Hellman 教授认为答案是:有。

虽然过去的35年多的时间里,他因为所做的事而被很多人说傻,但他依然认为这是有希望的,因为许多最好的想法在实现之前都显得很愚蠢。鉴于时间关系,Hellman教授没有展开这个部分,但他推荐了他的另一个演讲:《愚蠢的智慧》(有兴趣的读者可在Youtube上搜索 Stanford Engineering Hero Martin Hellman Lecture 观看)。

其中一个有希望的原因在于我们促进人类的伦理进化并不是从0开始的。在过去的一两个世纪里,世界上许多地方都做了以前看来不可能的事情。他们废除了奴隶制,改善了人权,并开始解决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环境退化问题。在减少核威胁方面也取得了显着进展:世界上的军火库已经从1986年的大约70000枚弹头的峰值下降到今天的14000枚。这个数字在30年前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

重重危机之下,人类的未来需要伦理进化


社会变革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非连续的跳跃。图源:演讲

另一个原因是:社会变革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非连续的跳跃。我们不可能直接小王子_蜘蛛亚博体育ios官方下载从我们现在所处的国家直接过渡到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极端国家中的任何一个,因此那些说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能发生的批评者们也有一定道理:没有几个国家的过渡,就不可能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但从长远来看,它们是错误的,因为我们目前的超级大国就在转向不同的国家——1962年的发生的事就已经证明: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世界在核深渊上摇摇欲坠。

虽然我们在与文明生存有关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正如最近发生的事件所表明的那样,在此过程中还会开很多次倒车。但我们不应该因为这些挫折而无视我们已经取得的巨大进步。

第八课:每个人都能够参与

即使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有一个问题也会经常出现:作为一个个体,我能做些什么来帮助解决如此巨大的问题?

没有人能解决这个问题,即使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或美国国会议员。但是,如果我们都能够稍微做一点点,我们就可以一起改变世界的亚状态,创造新的可能性。奴隶制就是这样结束的,妇女也是这样得到了选举权。

我们能做的最有效的事情是,根据我们所在的领域,促进社会的伦理进化。

人为导致的气候变化有关的风险已经获得了很多公众关注,但还没有达成普遍共识,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例如,支持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的政治候选人或游说政府,来采取行动。

与气候变化不同的是,与核武器有关的风险没有得到足够的公众重视。因此,最有效的行动是与人们交谈,告诉他们提高对此的认知。一旦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就有可能产生具体的改变。世界核武库规模80%的下降是开始于公众高度关注的时期。

Hellman 教授还分享了一个他个人践行这项建议的例子:他和他遇到的普通人及政府成员都会讨论核风险,而和后一种人的对话都倾向于非常 “安静”。尽管这些谈话很 “安静”,但他们提出的问题可以影响国会议员的投票方式以及他们在听证会上提出的问题。这反过来可以影响媒体报道和公众的看法。

他还鼓励与他有关系的国会议员与他们的同事分享他们关切的问题。因为从多个来源听到一些东西会给人留下更深的印象。

在几个月前,在一个与这个问题毫无关系的晚餐上,Hellman 和朋友及朋友的朋友谈到了这个问题,那位朋友的朋友很好奇,很乐意帮忙。后来,Hellman 得知他是美国国会议员的密友。也因此,他们得到了这位议员的注意,尔后英曼上将(编者注:博比雷英曼为已经退役的美国海军四星上将)以及4位诺贝尔获者便签署了一份支持 “重新思考国家安全” 的声明。

他们事先都不知道一次简单的晚餐谈话会有那么大的影响。但通过与许多人交谈,增加了各种可能性。

所以,如果我们中有足够多的人致力于促进人类的伦理进化,我们不仅将能共同战胜面临的威胁;还将建立一个更和平、更可持续的世界,我们可以自豪地将其传给后代。

演讲的最后,Hellman 教授引用了 Harry Rathbun 教授的两种假设:要么我们能够做出巨大改变来确保人类生存(这是更高尚的假设),要么我们不能。如果我们认为自己不能改变什么,那么即便我们有能力改变,我们也将注定失败。但是,如果我们认为我们能够做出巨大改变,发生的最糟糕的情况也莫过于我们陷入困境。而最好的情况是人类继续其令人敬畏的进化之路。所以,为什么不认为我们可以呢?

参考文献:

https://www.wagingpeace.org/wp-content/uploads/2019/07/hellman_technological_imperative.pdf